鲁迅研究早有“鲁学”之誉。有学者曾将百年的鲁迅研究分为内外两篇：内篇主要涉及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兼及鲁迅的中外文化因缘，鲁迅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外篇主要是考察鲁迅与某些现当代文学现象的关系，都是鲁迅生前和死后在被动状态下形成的文学史关联领域(郜元宝《打通鲁迅研究的内外篇》，《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内篇大致为鲁迅本体研究，外篇则属于鲁迅传播研究。相对于前者的拥挤，鲁迅传播研究则有许多仍未被学界真正重视的领域。因而，作为外篇的鲁迅传播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以鲁迅在日本的传播研究而言，不仅有“日本鲁迅”之说，而且还被分为“学院鲁迅”和“民间鲁迅”。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主要还是从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鲁迅作品在日本的翻译传播、鲁迅对日本作家的影响等视角展开的，对鲁迅在日本学术界和文学界以外的影响研究，则要贫乏得多。
事实上，日本民间社会对鲁迅的接受状况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日本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和国际创价学会的现任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然而，“池田大作与鲁迅”这一话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被学界所关注。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其对鲁迅进行阐释、探讨与宣扬的文字非常零散地分布在他浩如烟海的随笔、诗歌、小说、演讲、对谈录和讲座等著述中，相关文献资料非常零碎，要想搜集和掌握较为充分的研究资料自然是非常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侧重于对鲁迅当代价值的开掘，这显然跟日本鲁迅研究学者经院化、学问化的专门研究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将该课题的研究带入当前较为稳定的鲁迅研究场域之中，并获得学界的认可，自然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见卓光平《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
近年来，笔者在继承谭桂林、王锡荣、高桥强、孙立川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学界“鲁迅像”研究范式，提出了“池田鲁迅”这一学术概念，期望以此来涵盖池田大作在接受与传播鲁迅过程中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实践等方面的内容。在笔者看来，“池田鲁迅”不同于“学院派”鲁迅研究者们所努力建构的“鲁迅学”。“学院派”鲁迅研究者秉持求真实证的探求方式来对鲁迅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以此来重构我们所理解的鲁迅和社会现实，而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则主要着眼于社会现实来开掘鲁迅思想、文学资源的当代价值，以便在现实实践中促进社会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池田大作本来就无意于学术，也不止于学术，他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做出如此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分析，就在于他的鲁迅研究是夫子自道，是借鲁迅来谈自己，借鲁迅来谈创价理念，谈日本国民性的重建，这才是‘池田鲁迅’真正的精髓所在”(见谭桂林《唤醒人们的诗心：池田大作文学创作初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页)。对池田大作而言，他既从生命感应的角度对鲁迅作品进行过诗性解读，也从创价学会价值追求的角度对鲁迅的精神思想进行过阐发，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对鲁迅价值思想的践行和宣扬。可以说，池田大作对鲁迅思想遗产的开掘，更多的是带有“学鲁迅”的社会属性的。
与“学院派”学者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和以知识阐释、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不同的是，池田大作致力于“人性革命”“精神革命”的价值实践，他更重视发掘鲁迅资源在社会实践价值方面的意义。他不仅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话语来解析深奥的佛法哲理，也同样以浅显易懂的话语来表达对鲁迅思想的理解，并以大众能接受的方式展开对鲁迅的传播。无论是在散文随笔、小说诗歌，还是在对谈录、演讲和讲座中，池田大作注重将鲁迅思想进行大众化的阐释，让鲁迅走进人们的内心，走进青年群体之中，从而获得普及性的意义。相较于“学院鲁迅”学问化和玄学化的倾向，“池田鲁迅”则更带体验性和通俗化的特征。特别是在传播鲁迅的方式上，池田大作总是通过讲述鲁迅事迹和对鲁迅作品进行诗性解读的方式来宣扬鲁迅的精神和思想，这种对鲁迅的传播拉近了与当代青年人的距离，通过回到鲜活的鲁迅自身，让更多的日本青年认识鲁迅、了解鲁迅并进而学习鲁迅。
作为鲁迅在日本传播的个案，“池田鲁迅”无疑是属于日本“民间鲁迅”的范畴，而日本“学院鲁迅”和“民间鲁迅”相结合，构成的才是完整的“日本鲁迅”。池田大作一直注重通过在现实中的经历和碰撞来解读鲁迅的文学作品和感知鲁迅的精神思想，从而实现两人之间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他不仅以敏锐的文学感悟力，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价学会的价值追求，对鲁迅作品进行了深入独到的解读，他还在诗歌、小说和散文等创作中想象和书写鲁迅，甚至在与金庸、顾明远、王蒙和章开沅著名人士的对谈录中都曾聚焦过鲁迅话题。显然，池田大作接受与传播鲁迅的相关文献资料还需要进行全面搜集和整理，而对两位文化巨人心灵碰撞和生命相融的过程，自然也需要再作更深入的研究。
对照“池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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