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界范围而言，选择移民的民族有很多，数量也很大，移居地域也不尽相同。作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中国海外移民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他们日趋活跃，从而引起国内外各方关注。那么，他们的群体行为特征与其他族裔的移民是否有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相应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海外移民的尴尬处境
从历史上看，中国海外移民曾被封建王朝视为“自弃祖宗坟茔之人”，抓住要被杀头，即使后来朝廷转变态度，也多缘于他们比较富有，可以成为官方的财源之一。在移居地，中国移民也经常受到歧视、排斥、打击甚至屠杀，如著名的“红溪惨案”。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六年（1741）四五月间，侨居于噶喇吧（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华人遭到荷兰殖民者残酷杀害的消息在福建侨乡引起震惊。［1］当时署福州将军策楞和署福建巡抚王恕联名上奏道：“（该番）随于是夜（十九日）大肆凶恶，闭城放炮，四处放火。至（八月）十九日，城内汉人无论老幼，俱被戕害。即城外居住者，亦为赶杀甚多，约伤万余人。余皆逃往网加屿藏匿”。［2］在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也发生过类似排华事件，当地政府甚至运用法律手段实施排华政策。
时至现代，印尼曾数次发生大规模的排华行为，有些国家也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形式实施排华或限制华人政策，还有些国家将历史上曾经生效的排华法律延续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方才废止。有学者用“替罪羊现象”概括对移民的排斥。“‘替罪羊现象’指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该国政府或公民往往将社会中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特别是移民作为责怪和发泄的对象，‘族体认同’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移民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替罪羊’。”［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中国海外移民主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来，由于受左倾思想与路线以及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垒形成对中国外来威胁的综合影响，归侨侨眷被划入不能完全信任之人。
实际上，“移民问题通常是一个笼统的问题，它掩饰了目的国家公众对失业、住房和社会凝聚力，以及来源国的公众对人力资本的流失或浪费和经济依赖的担心和不确定”。［4］移民在移居国与祖籍国被另眼看待、不被信任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以上种种尴尬处境或令人不解的状态，长期以来主要发生在中国海外移民身上。原因何在？如何破解这一问题，设法避免这种窘境持续陷中国海外移民于不利，让他们可以发挥移民优势，促进国际交往和友好往来是亟待加强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二、在地化概念界定与移民在地化表现
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西尼耳定量确定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由此归纳出“经济人假设”，帕累托将其引入经济学研究。［5］它是经济学对人的社会行为及其动机做出的基础性分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利益选择与维护是人类谋生的基本行为。移民到达移入地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适应还是改变？是顺从还是抵触？一般而言，适应比改变更为容易，顺从比抵触较为有利。适应或顺从指的是包括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行为选择，又有主动与被动的不同方式。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指，在生活中，人必然具有趋利和避害的行为倾向，移民的动因是趋利和避害，顺从与适应也是趋利和避害。中国海外移民也是如此。
为讨论方便，在此引用一个概念—在地化。这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对的概念。全球化强调的是标准的统一和个性化的抽离，而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化蔓延，又必须适应不同地域消费者的个性需求，由此又强化了地域特性，悖逆了个性化的抽离。简言之，全球化推动了在地化觉醒，在地化又助推了全球化的扩张。如同哲学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球化与在地化也在博弈中共生。
本文的在地化是指，在进入新的居住地之后，出于构建生存发展基础的需要，在主客观条件的内外作用下，以有利于自身持续生存发展为前提，移民必然作出适应性选择。在地化的结果是，在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移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移入地烙印，即使日后他们再度移居他地，这种烙印也不会很快消失。比如，许多离开侨居地多年的归侨在节庆时仍然乐于表演侨居地的音乐舞蹈，不少留学归国人员仍然保留着留学国家的生活习俗等。在地化是移民迫于生存发展需要而进行理智选择的适应过程，是移民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同移居地自然与社会环境逐步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一直保持着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的自身原生文化特质。这是所有移民都不能避免的一般规律。不仅中国海外移民如此，菲律宾海外移民、印度海外移民、希腊海外移民等其他移民群体也常如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空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民族和社会环境，移民在地化影响的范围、形式、结果等都会有明显差异，即使是同一来源地的移民群体，只要移入环境不同就会形成相应的差异。移民在地化还表现为，移民群体与祖籍地民众的文化差异会逐渐显化。 上一篇：美化生活 共建和谐 时尚让城市更精彩——上海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