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在海上航行,航海指南是海员们必备的资料。在今天所能见到的明清时期航海指南中,多数指南书写体例高度相似,专用术语大致相同,而在计量单位和精确程度方面,与明代之前的航海书存在很大差异。分析其中的变化原因,可以看到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航海技术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古代世界各地航海技术交流的情形。此前曾有许多研究中国古代航海书问题的成果,但尚未见有从各计量单位的变迁角度加以分析者,本文将以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航海指南的书写变化为线索,分析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郑和下西洋之前的中国航海指南发展状况
中国现存的民间航海指南通常在明清时期形成,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也是它们在这一阶段的形态,如明代航海书《顺风相送》中记载:
(古里往阿丹回针:)开船……甲寅三十更平法塔喇山嘴,看北斗五指半、灯笼星十指,单卯廿五更平莽角双儿,水四十托[1]80。这里的“甲寅”“单卯”分别代表着不同角度,而“三十更”“廿五更”则表示航程,中国海员所用的一“更”通常为2.4小时。“水四十托”是海水深度,每一“托”是人双臂平伸的长度;而“北斗五指半”“灯笼星十指”则是方位星距离地面的高度,每一“指”约2厘米。在纬度不同的地带,各方位星距离地面的高度也不同,海船可以根据不同港口的星高数据,实现等纬度航行。可以看出,明朝中期之后的中国航海指南已经在使用航海专用术语,体现出高度专业化的特点。
而在16世纪阿拉伯航海指南《海洋》中,使用的几乎是同一种记录方式,例如从萨蒂加姆港(Satigam,即孟加拉的吉大港)到红海沿岸的阿拉伯海岸一段航线的记载:
向西——四分之一南的方向行驶两扎姆的时间(每扎姆相当于三个小时),水深探测器中就会逐渐指到六、七、八寻之深……船只一直向南——西南方向行驶,直到小熊座的β和γ星辰成八度差四分之一为止。然后再向正西航行,在右侧就会见到锡兰了。接着再径直向西,一直到达马尔代夫[2]555-556。
这种记录方式和中国古代航海指南中所载印度洋上的航线基本一致,都是朝某个方向行驶若干时间作为航程,同时参考水深数据和方位星的高度,只是双方计量单位细节有所不同。在方向上,中国用罗盘方位的干支名称描述航向,《海洋》用东南西北及数字表示角度;在航行时间上,中国的“更”一般为2.4小时[3]240,而《海洋》中的计量单位扎姆(zam)则是3小时。双方计量水深的单位一个是“托”,一个是“寻”,实际上都是描述人双臂张开的长度;而双方记录星辰高度的单位,其实也是同一个词isba。
回顾中国航海书的发展过程,会发现宋代之前没有专业的航海指南流传下来。因为当时罗盘尚未应用于航海,人们很难描述具体航向,只能粗略说明某国在某方向的大海之外,又因计量航程和航速的技术也不成熟,因此形容两地之间的距离只能称航行若干昼夜或若干月,或按照日行千里的简单换算方式将昼夜换算成路程[4]759,如《新唐书》中记载投和国“在真腊南,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5]4779等都属此类。后来出现了更加细致叙述航路的方式,如南宋《岭外代答》中记载:“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6]217这种表述方式应当属于早期的航海指南,它是水手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已经具备了方向和航程的要素。南宋《诸蕃志》中提到位于今爪哇岛的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7]54,明显是在用航海罗盘的干支方位描述其位置。由此来看,南宋的航海者可能已经在用简明文字记录航海指南,只是未能留下相关的书面记载而已。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航海指南是记录元代到明初从长江口向北方航线信息的《海道经》①,其记载方式是:
好风两日一夜见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驶,好风一日,点竿累戳二丈,渐渐减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乱泥,约一二尺深,便是长滩。渐渐挑西,收洪。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长沙地面,即便复回,望大东行使[8]190-191。
这里的“南挑西一字行驶,好风一日”明显也是描述罗盘所指方向和航程,但将这种记载方式对比上文所引《顺风相送》中的“单卯廿五更平莽角双儿”一类表述,则可以看到《海道经》更贴近日常语言,而《顺风相送》则通篇使用专业用语。在方位记录上,前者使用东南西北一类传统方位,而后者使用罗盘干支方位;在航程上,前者使用日夜计程,而后者使用短时段的2.4小时一更,从而使表述更为精确。而在《顺风相送》之前,被简称为《郑和航海图》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中,记录下西洋航线信息时已经同样使用了更、托、指这些计量单位,如“茶山在东北边过,用巽己针,四更,船见大小七山,打水六七托”、“在华盖星五指内去,到北辰星四指”[9]328等。从《海道经》到《郑和航海图》再到《顺风相送》,可见中国航海指南和专业术语发生最大变化的契机就是郑和下西洋,由此需要结合当时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航海技术的时代背景,探讨郑和船队所接触到的航海技术及其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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