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文化的肖像和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艺术，包括乐舞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丝绸织物和服饰艺术、陶瓷及其他器物艺术、民族民间艺术、宗教艺术等艺术类别，涉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共几十个国家。它们是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的重要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当时和后世发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曾指出：“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他特别强调了“精神实在”交流的意义：“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它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统一的。”汤因比所说的人的神秘体验和精神实在的交流，在丝绸之路艺术中得到充分和具体的体现。因此，对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特别是对中外艺术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可以具体地展示在辽阔的丝绸之路时空中，人类“精神实在”的交流深广度及其表达方式，以及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相通性及其相互影响。同时，这也是重新认识和估价丝绸之路对人类精神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和获得的价值的重要途径，这对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新时期以来，对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和对丝绸之路艺术的研究都有重要收获，本文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论著梳理综述，只是管窥之见。 “丝绸之路”一词的首创者，是近代德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中多次使用了“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王冀青教授《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对此有专门的考证。认为西方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著《地理志》中对“赛里斯之路”的记录过程，以及近代英国东方学家玉尔著《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对“赛里斯之路”的研究，是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学术基础。 100多年以来，首先是德国、法国、瑞典的学者，继而日本、俄国、美国、印度等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都在尽力研究丝绸之路，成果丰厚。国外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综合性研究，从不同角度切入，推进了丝绸之路研究的持续深入，对于拓展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国内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在新时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图书《丝绸之路研究丛书》，集中出版了周菁葆、陈重秋、盖山林、李肖冰、苏北海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后新疆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至今已出版三版近30种。丛书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以西域研究为重点，汇集了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丝绸之路各学科领域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岩画、音乐、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民族民间文学等多学科领域，被认为是国内最权威、最系统的学术著作。1981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敦煌宝藏》(共140册，黄永武主编)，内容涵盖宗教、哲学、文学、史学、语言、艺术、医学、建筑、地理、中亚民族学等各个方面，是难得的丝绸之路研究的珍贵资料。1999年1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全35册），这是由段文杰、樊锦诗等一大批中国著名学者编辑的有关敦煌学研究论文的集成，全书分为13卷，包括综述、文学、语言文字、民族、宗教、石窟保护、科技、艺术、考古、文献、历史、地理及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约2000多万字。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其他各类研究丝绸之路丛书、专著、史话、游记等等，涉及沿途民族迁徙及国家关系、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关系、中外交通与交流史、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丝绸之路的变迁、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丝绸之路贸易史、丝绸之路史地、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等等，内容十分丰富，不一一列举。在丝绸之路国别关系研究方面，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以时间为序，研究了中印两国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的交流情况，范围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以及蚕、丝、茶、火药、印刷术、糖，等等。书中对于交流是“单向流动还是双向交流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和考证，纠正了中印两国社会上一些不准确的看法和说法，产生了积极影响。书中还附录了一些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并受读者欢迎的论文和图片（见该著内容推荐）。此外，大型辞书有日本东大寺教学部编《丝绸之路往来人物辞典》，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王尚寿、季成家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李凯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等。 在丝绸之路艺术的整体研究方面，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资料、图集的出版，一类是理论研究成果。资料、图集类，如200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艺术画册《敦煌石窟全集》，共28卷本，7000余幅彩图、140万字，是展示敦煌石窟艺术最为全面的艺术画册。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全3卷，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2》（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为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多卷本图书，以精美的图片和优美的文字讲述，反映敦煌艺术的辉煌。关于敦煌的画册数量很多，恕不列举。另一类是丝绸之路艺术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新疆社科院仲高《西域艺术通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追溯西域艺术形成原理，论述西域艺术的文化语境、生成机制、艺术类型、本体论特征及不同文化、艺术间关系诸问题。近年重要著作有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是对敦煌艺术及其发展历史较系统的研究，被评为2015年中国好书。仲高的另一专著《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宏观视野下，通过微观剖析，系统地研究丝绸之路艺术及不同文化和艺术间的关系。其中第八章“丝绸之路艺术与东西方文化”涉及“异化的希腊罗马艺术”，“印度艺术及其东渐”，“波斯文化与艺术张力”，“粟特：文化艺术的中介”，“阿拉伯文化与艺术转型”等内容。 在丝绸之路艺术的分门类研究成果方面，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研究员李肖冰先生，长期从事新疆艺术研究，成果突出。其主要著作有《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中国吐鲁番民间图案纹饰艺术》、《中国新疆古代陶器纹饰艺术》、《中国新疆佛教图案纹饰艺术》、《丝绸之路服饰研究》等。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也是丝绸保护方面的专家，在丝绸艺术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主要有《丝绸艺术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中英对照，香港艺纱堂/服饰1999年版》，《沙漠王子遗宝：丝绸之路尼雅遗址出土文物》（中英对照，第一主编，艺纱堂/服饰2000年版），以及《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期的时尚艺术》（第一主编，艺纱堂/服饰2005年版），《中国丝绸通史》（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主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主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是丝绸之路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对于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周菁葆、李强等也是丝绸之路艺术研究著述丰富的学者。其他分类研究中，都有术有专攻的学者的重要成果。 在各艺术门类研究中，乐舞研究成果较多，有宋博年、李强著《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杜亚雄专著《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王宁宁著《中国古代乐舞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周菁葆著《古代丝绸之路音乐舞蹈钩沉》和《绿洲丝绸之路新疆段乐舞文物资料概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敖昌群、王其书等《“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对比研究”考察研究报告》（《音乐探索》2008年第2期），刘蓉《丝路多元音乐文化在敦煌壁画中的呈现》（《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4）等等，显示出在丝绸之路乐舞研究方面比较集中的成果和较高的水平。在丝绸之路艺术的中外交流研究方面，主要有常任侠论文《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音乐研究》1980年第2期），探讨西域伊朗系乐器如箜篌、琵琶、筚篥的东传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史言《中印文化艺术之交流》，阴法鲁的论文《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人民音乐》1980年第2期），较早地研究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及其意义；之后王安潮《隋唐俗乐艺人及其在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研究》（《汉唐音乐史国际研讨会文集》，2009）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角度对隋唐俗乐艺人音乐的特殊现象做了研究。梅加林《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交流》（《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指出，音乐历来是各国交往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它可以不通过语言而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所以，这种交流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汉朝以来,中原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十分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许多音乐沿着这条通道传入中原，对丰富和发展中原音乐起了重要作用。魏晶《南北朝前西域音乐文化研究成果述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将唐以前西域音乐发展大致分为先秦至南北朝的形成发展期与隋唐两朝的成熟繁盛期。以往对西域音乐的研究多以汉代为上限，并认为其早期主要以绿洲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为基础，于多元文化背景中逐渐发展完善。本文即对以上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强调了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交流因素。白新元《论西域音乐文化的东渐》（《大舞台》2008年第3期）指出，在古代，西域文化处于中国中原文化之西、西方文化之东这样一个枢纽和交汇地带，西域以其宽阔的胸怀，广泛接受了东方文明的影响,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消化，形成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西域文化。同时它又以极强的反作用力不断对东西文化施加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域音乐的东渐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谷苞《古代龟兹乐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在新疆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认为“在西汉以后隋唐以前，新疆各族人民所创造的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相继传入内地，久负盛誉。在唐朝时新兴的伊州乐传入内地后也享有盛名。产生上述乐种的地区，为现今的和阗、库车、喀什、吐鲁番、哈密等地，都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是当时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在古代新疆的诸乐种中，以龟兹乐为最著名，其影响也最深远”。“龟兹乐舞是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在祖国音乐史上的伟大创作，对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周隋以来，由于新疆的许多器乐演奏家、作曲家、歌舞演员在内地长期从事音乐舞蹈活动，对传播龟兹乐舞曾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物苏祗婆、白明达、裴神符、裴兴奴、裴大娘等人”。金秋的《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在文化交流方面下了大的工夫，有系统研究。其内容包括三国建立之前的乐舞艺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美索不达米亚乐舞艺术研究，世界舞蹈始源，古埃及乐舞艺术，古希腊乐舞艺术，古罗马乐舞艺术，波斯乐舞艺术，古印度乐舞艺术，以及先秦东西方乐舞艺术研究，楚乐舞与西方乐舞，楚乐舞与塞种人，汉朝东西方乐舞艺术，中亚、西亚乐舞艺术的传播，汉代西域乐舞，唐朝与边塞乐舞，敦煌乐舞艺术的传播，内蒙古、新疆的俄罗斯族舞蹈，佛教乐舞艺术研究，月氏人与早期佛教艺术，鲜卑、噘哒、突厥人与佛教乐舞，印度佛教乐舞演变，犍陀罗艺术东传，翼人与飞天，龟兹乐舞，欧洲乐舞艺术研究，中世纪早期乐舞艺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舞蹈艺术，东欧乐舞艺术研究，阿拉伯乐舞艺术研究，伊斯兰宗教舞蹈形式，伊斯兰乐舞在中国的传播等等。这是在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中外交流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方面也有重要启示性。 在造型艺术研究方面，李青《丝绸之路楼兰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涉及佛教东渐与犍陀罗佛教艺术、罗布泊雅丹壁画墓。赵丰主编的《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了赵丰、齐东方、李文瑛等人的论文，还配有精美的彩色图版和线图，分别从纺织品、金银器、彩陶、木雕、陶俑、墓室壁画等方面，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中的美术品，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岳钰《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造型艺术》（《中国宗教》，2014）指出，由于佛教是一种跨越国界、民族、语言、习惯、审美的大面积推进的宗教，因此也带来了艺术的多样性，统治者、供养人、寺庙住持等人的艺术品味、工匠的技艺水平、民族审美嗜好、风俗习惯等，都为不同时代的佛教造型艺术风格的形成增添了特殊的因素。胡潇《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在现当代的艺术表现与拓展》（《社科纵横》2011年第6期）认为，近几十年来，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展示出新的生机，并且不断延伸。考古新发现把东西方丝绸贸易的开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在丝绸之路造型艺术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特别是石窟艺术的研究，理论著作较多（如易存国对于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著作），还有一些重要译著，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在丝绸之路陶瓷艺术与器物研究方面，涉及较为广泛的领域。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2004年乌鲁木齐中国北方古玻璃研讨会和2005年上海国际玻璃考古研讨会论文集，本书的“内容推荐”说：“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对了解古代中外文化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丝绸之路亚洲段的中心，但不是终端。古代玻璃物品和制作技术从中国又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传播和交流。本书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对外传播。古代西亚和古埃及玻璃的出现和制作要早于中国千余年，中国古代玻璃受西方的影响是明显的。本书汇集了丰富的中外专家对北方（沙漠）丝绸之路，特别是新疆地区（古称西域）古代玻璃的出土历史和背景、外观特征和化学成分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上古代玻璃研究的新资料，系统介绍了丝绸之路对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和艺术发展的影响。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亚洲地区古代玻璃的最新研究成果。”陆驰的《丝绸之路对中国古代玻璃艺术的影响》（《装饰》2007年第4期），从社会背景、历史文化、工艺技术等角度出发，对古代中国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的玻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总结了丝绸之路在玻璃化学成分的改变、技术的传入、材料观念的改变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几个方面对中国玻璃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同一选题还有周静的《丝绸之路与中国早期玻璃艺术》（《艺术与设计：理论》，2012）。王雪艳《丝绸之路对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影响》（《大舞台》2011年第10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16~18世纪出现了瓷器外销欧洲的高峰，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这一时期的瓷器大多是为了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而特别烧制的，所以为了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风格，瓷器上的瓷画相应具有了浓厚的欧洲文化色彩。这些瓷器在造型题材以及绘画技法上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这些观点对于认识不同文化模式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有较重要的启迪。詹嘉、袁胜根、胡伟《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中华文化论坛》，2008），王健《浅谈我国建筑陶瓷在国外的影响》(《陶瓷工程》1995年第6期)，唐星煌《中国古代陶瓷对国外社会生活的贡献和影响》（《求索》1988年第2期）等，都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多角度地对丝绸之路陶瓷及其中外交流做了研究，有自己的见解。较为微观的研究，如董亮、董伟的《中国古代瓷绘松纹对外国陶瓷艺术的影响》（《收藏界》2007年第11期），指出中国瓷器艺术从六朝时期即开始大量向国外传播，其中极具中国民族艺术特色的松纹作为中国艺术元素的一份子和其他纹饰一道对国外陶瓷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亚洲各国是最早接受中国瓷绘松纹影响的地区，早在元代就输出中东伊斯兰国家。范世峰《佛教对我国古代陶瓷造型与装饰的影响》（《安徽文学月刊》2012年第3期），孔远志《中国陶瓷与东南亚穆斯林》（《中国穆斯林》1990年第6期）论述了瓷器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后者探讨了瓷器上的古兰经等现象。许婷婷《11-19世纪中国陶瓷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其影响》（景德镇陶瓷学院，2013）指出，佛教作为人们寻求心灵慰藉的工具，也同时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准则，其渗透性不可避免地与陶瓷文化产生着深刻交集。从我国陶瓷史看，佛教对我国陶瓷的影响不仅在装饰上，在器型上的表现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见解，对于认识不同艺术形态的文化意蕴有重要启示。以上研究，选题广泛，已经触及陶瓷等器物在丝绸之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发生的深刻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有过各种版本的《中国陶瓷史》，而新出的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齐鲁书社2013年版），以新的史学观和新的研究视野研究中国陶瓷史，被认为是第一部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全球性的学术眼光完成的《中国陶瓷史》。郭爱和、白水、周少华《新丝绸之路·中国陶瓷希腊文化之旅》（《陶瓷研究》，2015），对近年丝绸之路陶瓷艺术的新现象进行跟踪研究。 在织物与服饰研究方面，赵丰的《中国丝绸通史》、《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中华锦绣”系列丛书等，如前所述是国内丝绸艺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许亭《丝绸之路与帛画的艺术研究》，展示了中国丝绸艺术的重要特点和世界影响。沈康身《丝绸之路与源远流长的石窟艺术》（《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认为，栽桑有蚕、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重要发明，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丝绸已传到西方，随后远及古罗马，中国丝绸源源不断销往西方。潘璠《汉唐丝绸文化和服饰艺术与中西文化互动交流》（《西北美术》2015年第1期）指出，丝绸文化是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汉唐时期高度发展的丝绸文化和服饰艺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互动交流，为沿线的各个民族和国家带去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文化基础，同时对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在文化互动中实现文化融合和经济发展的理念，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北京服装学院马炎的硕士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从对比和横向的角度，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过中外服饰文化交流和民族服饰变异的实例，阐述了服饰文化交流的途径，分析了我国服装史上民族服饰变异的现象，探讨了促成民族服饰变异的文化因素，揭示了文化交流与服饰变异的关系，举例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服饰文化的评论，并对中外服饰文化的交流提出自己的看法。她的研究，是在这一领域直接触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并且研究较为深入的学位论文，也是重要成果之一。 此外，目前与丝绸之路艺术中外交流有一定关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新疆艺术学院伊明江·阿布都热依木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民间美术与中亚文化艺术交融研究》、华东师大阮荣春的《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王小盾的《域外汉语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对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方兴未艾，已成显学，内涵与外延、广度与深度都有很大的拓展与深化，显示着丝绸之路研究的兴盛景象；对丝绸之路艺术的整体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反映着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历史性发展，但是，由于这些研究比较宏观，一般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丝绸之路艺术的分类研究，一些领域已经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且数量丰富，但是达到的程度不平衡；丝绸之路艺术的中外交流与相互影响研究方面，在乐舞艺术、丝绸服饰艺术等领域有少数比较深入地研究和重要的成果，但总体上还比较薄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和提高学理水平。从一定程度上说，丝绸之路艺术的分类研究和中外交流的研究，将决定这一研究在当代达到的高度和它对世界影响的程度。 与上述考察情况相对应，查阅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止2016年7月24日）：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条（1972~2016）；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1185篇（1985~2016），其中2014年猛增到222篇，2015年达到377篇；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有125条（1981~2016，1981年前未见）；而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7篇（2008~2016）；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研究成果只有1篇。尽管这个数字可能不够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关于丝绸之路艺术的中外交流还未引起学者的特别重视。 总体来看，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有较丰厚的成果，特别是各类图册的出版已经很多，这为集成丝绸之路艺术中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史料基础，也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支持。但是迄今为止，还缺乏丝绸之路艺术中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的、相互关联的整合研究，也没有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图志表达方式和体例。笔者因此提出，在新的基础上整合形成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撰写丝绸之路艺术交流史，已经是当务之急，而且条件已经成熟。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理论高度，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的艺术表达对于人类精神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上的基础上，跨学科、综合性、多维度地展示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整体状况，反映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实在”的形象化表现。要揭示丝绸之路艺术发展的有机联系和深层关系，反映国与国之间的横向交流影响，历史时期之间的继承创新，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渗透，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对艺术历史信息的发现，还原历史场景与艺术创造的语境，解释各类艺术渊源，从微观到宏观，展示丝绸之路辉煌的艺术发展全景及其丰富的精神意蕴，为新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启迪。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222/5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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