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空前的交流，繁荣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稳定局面将音乐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外域音乐文化的输入，此时对外来音乐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不但有利于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蓬勃发展，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与信任。建立起多民族、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之间方法交流与合作，并在相互融通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音乐文化发展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与外来音乐文化的交流，彰显于外来音乐文化的大量输入，其中丝绸之路便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是一条连接欧亚各国经济与文化的陆上要道，东起长安，西至罗马，作为一条重要的枢纽，将中国与外国联系起来，为多民族、多国家音乐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骞通西域以来不仅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还将西域音乐带入中原，造新声，用于鼓吹乐。从西汉末年，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向中原地区迁移，到西晋时期，迁移来的匈奴，鲜卑等人口近百万，居住关中地区的氏人、羌人五十万，占当时关中人口的一半，天宝初年京兆尹人达三十多万户，贞观的时候不到此数量，但当时长安一地的突厥流民却达到了万户，从上述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出了当时丝路的往来中除管办宫廷间的交流活动外，民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隋唐时代丝绸之路上传来的外来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北朝以来外来音乐输入中原的现象增多，西域各国音乐在这时十分流行，如琵琶、筚篥等乐器均出自于西域地区。后魏、北周、北齐的皇室乐队也都来自外域，并且此时出现西域地区乐人在宫廷中任职，甚至干涉政治的现象。外来音乐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形成了外来音乐与中国原有音乐之间的融合。

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混战局面，统一了中国，但由于隋炀帝的腐败统治，使隋王朝在统治了短短37年后陷入混战，不久后，再一次出现了政权的统一，这就是唐王朝。隋代虽说统治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由于统治阶级对音乐十分重视，此时的音乐文化呈现了繁荣的局面，唐太宗在统治中采取了开明的政策，使唐代社会很快摆脱了唐初的贫困状况，富裕繁荣起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此时，唐朝统治者胸襟开阔、充满自信，允许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并存，使出生卑微的中下层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并允许各种学派的并存，即尊崇儒教，又信奉道教，同时也信奉佛教，形成了儒、道、释并存的状况。唐代疆域辽阔、富国民强，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当时”音乐运河”上歌如海、人如潮、歌舞升平、乐工云集。各地区、各民族的歌舞百花齐放，集英荟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和伟大作品。在当时形成了民间“家家学胡乐”，宫廷音乐以少数民族音乐为主的音乐现象，其中以燕乐为代表的宫廷歌舞大曲即呈现出当时中原与少数民族国家与地区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繁盛景象。在隋唐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歌舞音乐发展到辉煌时代，除本土音乐的自身发展外，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音乐文化经过世代的传播、交流，到隋唐时期成为了远播域外、席卷朝野的新乐。

隋朝虽短短的37年统治，东西南北中的乐舞却完成了第一次大融合，据《隋书·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 ，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①自隋起文帝初年即制定七部乐，七部乐包括国伎（西凉）、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在七部乐中除清商伎外，其余乐部都是边疆和外国乐舞，隋初国伎即为西凉伎，隋代将其作为多部乐之首，本想把它当作时中原乐舞，可终究不能否认它是西凉系统，是中西乐舞结合的产物，隋初除了七部乐以外，还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音乐，均来自外域（西域音乐有三部），在此时中外音乐交流十分频繁，外来音乐渐渐开始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将七部乐发展为九部乐，增加了康国和疏勒两个乐部（西域音乐增至五部），并将国伎排在了第二位，将清乐放在首位，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文康伎）。九部乐除清商伎是中原汉族的乐舞以外，其他外来乐舞皆保持了原有的面貌，由于隋代统治时间短暂，人们还没来得及将这些乐舞进行融合改编，很快又陷入战火之中。不久后再次完成的统一的朝代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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