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渊源

越南有史可考两千多年，前一千年它是中华封建王朝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使交趾地区从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走入封建制度社会，极大程度上发展了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后一千年它成为中华封建王朝的藩属，当地先后建立起的几个封建王朝都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同时又保持本土的独立自主，这种宗主国与藩邦的关系，对越南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文庄, 2013: 01）。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挥军南下，攻占岭南，平定百越，并在此设立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和象三郡，象郡就是当时瓯雒的经济文化中心交趾地区。紧接着，秦朝内地有50万人迁徙南戍五岭，给瓯雒人带去了华夏文明，后又长期与之杂居，逐渐融合。公元前207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趁中原混乱之际，在番禺（广州）称王，国号“南越国”，后又发兵夺取了桂林郡和象郡。瓯雒归属于南越国，被划分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和九真（今越南北中部）两部，保留当地的雒将制度。在赵氏南越统治下，铁器和制铁技术迅速传入交州，进一步推动了南越生产力的发展。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消灭了南越割据政权，将其划分为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派太守进行统治，后又增派都尉统军，刺史监察行政。在汉朝的统治下，三郡开辟驿站，建造楼船，采用牛耕和铁具，筑堤防水，穿渠灌溉，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手工业也吸收中原先进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三郡还推行汉朝文化，促进了雒越人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东吴、两晋和南朝统治时期，海上交通十分发达，交州成为了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促进了交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隋唐时期，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等继续传入交州，促使交州的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儒、释、道三教派的传入和盛行，对交州越族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元968年，丁部领先后消灭交州其他割据势力。970年，丁部领称帝，随即向宋朝臣服，接受宋朝册封为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自此，中越之间开始了900多年的宗藩关系，其间经历了丁、前黎、李、陈、后黎、莫、阮等多个王朝。清嘉庆帝于1805年把“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这就是“越南”这个国名的由来。直到1885年，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结束了中越近一千年的宗藩关系。越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与中华封建帝国存在宗藩关系，但中国封建中央王朝几乎不干涉其内部事务。越南历代皇帝登基后大多主动向中央王朝请求册封，中央王朝对朝贡者也采取“厚往薄来”的做法，给予的回赠往往比贡品更多（古小松, 2008: 225-231）。

从上述两千多年的中越古代关系来看，不论是直接统治，还是宗藩关系，中越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交集，对双方的文化、经济、社会及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越外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越两国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越的一些朝廷官员和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本国掀起了改良主义运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此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两大历史性任务，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25年，胡志明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2月23日，越南共产党在香港成立。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取得成功，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在中、越共产党的活动中，两国共产党人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建立以后，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中越建交，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新政权并与之建交的国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教授认为，现代中越关系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50～1965年为同志加兄弟时期；1966～1976年两国关系已经出现问题，但尚未暴露时期；1977～1990年为双方冲突时期；1991年以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期（古小松, 2008: 224）。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的全面胜利。在此期间，中国给予越南全力支持，为越南派遣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同作战，提供越南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最终取得了抗法抗美的胜利。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是全面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组织战役和建设军队；中国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政府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解决军需民用问题；协助越南整党和建党；协助越方实行土地改革。中越双方在抗击侵略中，在建设援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志明主席把这种友谊称作是“同志加兄弟”关系。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为越南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物资，援助越南恢复交通、邮电、能源等基础设施，援助越南恢复纺织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原有工厂，接受越南实习生到中国进行技术培训。与此同时，越南在诸多问题上也给与中方有利的援助：在台湾问题上，越方多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在西藏问题上，越方支持中国平息暴乱，谴责联大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支持中国在中印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文庄, 201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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