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辈专家学者的努力,中国当代酿酒科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以江南大学酿酒科学与酶技术中心的白酒研究为例,就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其学术成果不但包括白酒酿造基础研究[1]、白酒中生物活性物质脂肽类化合物的鉴定与功能[2]等方面,还涵盖了诸如白酒功能因子与品质安全问题[3]、白酒健康问题[4]、白酒国际化问题[5]等。并且登上国际学术舞台,发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论著[6],不断将中国酿酒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推动了中外酿酒科技的学术交流。若是以今观古,或会认为近代酿酒科技的发展微不足道。然若将视角转移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则可能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学术景观。本文的中心内容在于研究中国近代酿酒科技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近代工业微生物学家、酿造研究专家方心芳在留学时期的学术活动与研究成果为例,探讨近代中外酿酒科技交流史中重要的一页,揭示近代科学家在中外酿酒科技交流上的筚路蓝缕之功。
1 留学前方心芳的学术旨趣
方心芳(1907—1992年),河南临颍人。早年在河南卫辉法文学校毕业,入上海中法工业专科学校附中班就读,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1931年毕业后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菌学研究室工作,1935年获得中比庚款留学补助,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农学院酿酒专修科学习,其后在荷兰巴恩、巴黎、伦敦、丹麦等地从事考察和研究。1937年回国,次年随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迁往四川乐山五通桥镇。1950年初到北京黄海社新址筹建发酵微生物研究室,1952年科学院接管黄海社的发酵菌室后工作直到逝世。方心芳一生对中国传统发酵产业现代化、现代工业微生物研究、微生物菌种保藏事业及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参与创办《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及《微生物学报》,是我国应用微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发酵产品的先驱者之一[7]。被称为“我国工业微生物的开拓者”[8]、我国工业微生物学界的“巨星”[9]、“中国的巴斯德”[10]、“酿酒微生物工作者的良师”[11]、“当代酿酒科技先行者”[12]、“改革白酒生产的第一人”[13]等。但纵观方心芳早期的学术历程与成果,则主要体现在白酒酿造技术改良与相关微生物的研究上。
1931年,在上海劳动大学毕业后,方心芳经其师魏喦寿教授推荐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在魏喦寿指导下撰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酱醪中之数种酵母菌》中,就揭示了酱油发酵中几种酵母菌的形态、功能与生理,揭开了传统发酵产品科学研究的序幕[14]。但真正奠定方心芳日后研究基础与声誉的,则是其对汾酒和高粱酒改良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在黄海社社长孙学悟博士的指导下完成的。
汾酒酿造工艺的研究。1933年,方心芳亲赴山西汾阳实地考察汾酒酿造情形,首次对汾酒酿造方法进行文字记录,就制曲、原料准备、酿造过程、蒸酒、二次发酵与蒸馏、用曲与出酒情况等加以记录和整理,在义泉涌经理杨子九的帮助下,总结出汾酒酿造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实、器具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的方法[15]。在对汾酒酿造用水及发酵秕展开分析与研究后,认为汾酒发酵时间过长,副发酵作用旺盛,原料损失太多;干糟含淀粉至少23%;汾酒酿造的优点在于产品的浓厚、馥郁,不在生产率的增高[16]。
高粱酒工艺改良研究。经过实验及调查所得,高粱酒出酒率不及理论出酒率的45%,原料淀粉损失超过50%。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淀粉多数残留在酒糟中,“工作之粗放与迟钝,蒸馏器之不完备,酒精因之蒸发而去者不少。醅子内之有害发酵(如酸发酵等)亦为原因之一”[17]。另外,高粱酒曲的改良也刻不容缓。基于此,还对高粱酒改良进行了初步实验,检验了用曲量、发酵时间、高粱加工粉碎与高粱酒酿造之间的关系。
对传统酒花测量烧酒浓度的经验验证。有相当浓度的烧酒,用力摇动则生酒泡浮于液面,称为“酒花”。孙学悟与方心芳经过反复检验,推导出如下公式:烧酒浓度= 190/水四容积加入烧酒之容积数+47.5。他们将实验数字列为表格,并一一检验,其误差极少有高于1.5%的[18]。
2 方心芳留学欧洲的大致历程
1935年,方心芳获得了中比庚款留学补助,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开启了其科研人生中新的一页,也开启了中外酿酒科技交流的新篇章。根据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中国须向各国赔款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其中比利时获得赔款两白银,合.75比利时法郎,占庚子赔款总额的1.%[19]。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回其所得之庚子赔款,用于留学教育和兴办清华学堂。1924年,美国政府决定退回其余庚款。美国政府的这两次退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其他国家也起而效尤[20]。1927年,中国与比利时签订协议,规定比利时所得庚款退还及其应用。协议规定自1928年起至1940年,比利时退回其所得庚款。以75%用于铁路交通事业,退赔后由中国当局向比利时购买设备材料等;25%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约合美金125万元。其中60%用于中比教育事业(具体分配为中比学术交流5%、资助中国学生留学比利时20%、中比教育事业35%)、40%用于卫生慈善事业。规定1929—1934年间分5批选派中国学生赴比留学,每年资助全费者54人,每年资助金额1.5万法郎,选派留学生中16人入鲁汶大学,其余分赴莱顿大学等荷兰高校学习[21]。方心芳就是获得比利时庚款资助留学入鲁汶大学学习的学生之一。在欧洲留学的两年时间内,方心芳寄回一批信件,详细报告其在各国的学习经历和观感见闻。其中部分信件刊登在范旭东创办的《海王》杂志上,虽然不是全文或全部发表,但仔细阅读这些信件,结合其公开发表的其他文章,还是能大致复原方心芳这两年内的主要活动和求学历程。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1/0619/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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