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整合发展的重要时代,唐代是中外文化由对立逐步走向融合的时期,是南北思想文化高度融合的时期,也是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期。唐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唐代是在多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出现的,具有开放的胸怀。
正是有着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才使得唐文化能够广采博取,蓄收并蓄,形成博大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反之,唐文化的开放与繁荣又促进了艺术的蓬勃发展与绚丽多姿。开放的文化与思想赋予了唐代乐舞新的内涵。唐代乐舞不仅体现着文人义士的思想趣味,更承载着唐代博大的文化精神。唐代的文化对乐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文化;二是中外文化。
宗教文化对乐舞发展的影响儒释道并称三教,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从官方到民间,都称儒释道为三教则始于唐代。儒释道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其对乐舞艺术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需要一提的是,释与道都是名副其实的宗教,而儒则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非宗教的意识形态。
因为,儒对乐舞的影响就是其思想对乐舞的制度化,规定制约了乐舞的表现方式。而释与道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追求。正是释与道提供了对人生与宇宙思考的参照,影响了文人的思想与审美意趣,继而又影响了乐舞的思想与情感,最终形成乐舞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艺术特征。
01儒学南北朝时,天下礼崩乐坏,各地典章殆尽。到了隋代,隋文帝立国,锐意制礼作乐,诏令太长卿制定雅乐。唐始开始修订修缮雅乐,唐代儒学地位很是崇高,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建立,以传统儒家学说为基础。上古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及礼乐思想对唐代雅乐的制定及社会等级的区分有极大的影响。
儒者,专视“先王之音”为雅乐。雅乐源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御史大夫杜淹曾对太宗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乐施之于邦国,则朝廷许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祗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场,则世民勇。只有“重症和平,典雅纯正”的音乐才能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和国家的发展。
武德九年到贞观二年,唐高祖令孝孙修订雅乐,命其斟酌南北、考以古音,遵照儒家礼乐的思想,制定“十二和”之乐。“十二和”之乐需以符合儒家礼乐的要求,盛大的音乐有着自然的和谐,隆重的礼仪有着自然的界限。这套乐舞制度,也深得太宗的称赞,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套盛世乐章。
从太宗后唐代的历代圣明君王都沿袭不变,用礼乐治国。“礼者为异,乐者为同”,是儒家较为重视的礼乐思想,在唐代更是严格区分等级特权的礼乐制度。礼,是区分社会“差序格局”的系统规范;乐,则是配合“差序格局”的教化工具。唐王朝社会等级的分明,与此相适应,乐舞文化的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别。
朝廷为此建立了复杂的制度规则,规定不同等级的群体享受不同等级的乐舞服务。统治阶层享有最高层级的乐舞服务,其乐舞规模之大,形式之新,内容之多,种类之全极尽人间奢华;各地官僚、军阀、富豪及文人士大夫享有中间层级的乐舞,其乐舞多为朝廷配设的官伎等提供的乐舞服务,其乐舞中多杂有地方民间乐舞的形式与内容;农民及市民阶级则享有最低层的乐舞服务,其乐舞以民间生活为题材,具有极强的自娱性。
可见,“十二和”之乐以黄钟为十二调之首,显其尊贵的象征,以黄钟的数量为等级划分的标志,按等级来规定。仅从乐舞服务的层面,就能窥视到礼乐中尊卑有差的思想对乐舞制度的影响。
02道教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的宗教,它既是道学又是宗教,是从道家学说逐步演变发展为成熟的、被上层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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