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培养兼通人才 发展中外关系史学

中外关系史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中西交通史和现在的“丝绸之路”研究。在当代，“丝绸之路”及东西文化交流大概可以归入国内外史学中最热门的选题，对中国史、亚洲史、全球史和专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5—16世纪“大航海”之后，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了连通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上航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被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则是第一位注意到罗马帝国与汉朝之间已经有了商业往来、中国独有的丝织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远销欧洲的学者。因此，他创造了“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这个术语，用来指代连接远东和泰西之间的商路。后来，这个词逐渐被世界各国学术界接受。因此，中外关系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在国外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分不开，在国内则与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互动历史的深化了解紧密相连。

综合性与视角多元化

中外关系史从学科划分上讲，虽归入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但其构成却不简单，可以用三“跨”一“遍”来概括，即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研究者遍及全球。跨时代指其研究时段从史前延及近现代；跨地域是说其研究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和周边地区以及遥远的异域；跨学科则言其涉及学术领域与方向众多，远逾传统史学视域，延及考古、地理、制图、科技、博物、海洋、民族、艺术和语言学等诸多相去甚远的专业。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各国都有研究本民族、本国、本地区与中国关系史的学者，所以中外关系史研究者遍布全球。

由于存在上述特点，从研究成果和论著上讲，中外关系史的关注者往往超出历史学专业之外，有时会包括其他相关专业的人员甚至境外的研究者。从对研究者素质的要求上讲，虽无一定成法，但普遍有兼通的要求，即具备一定的跨时代、跨国与跨学科知识基础。研究者应兼通专门史与断代史，既知中国史，也对世界史和地区国别史有一定了解。此外，研究者最好兼具一两个不同学科的知识，了解海外同行的情况，从全球视角关注自己所从事课题的人才培养机构和活跃于学术一线的主要专家，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和重要的文献收藏处等。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飞速发展，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纷纷成立研究院所和中心。此类机构有些是实体，也有些是虚体；有些很有生命力，发展得较好；有些则开张时热热闹闹，几年后变得悄无声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所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往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成为公认的本领域高级人才的培养与进修基地；二是有一个特色鲜明、与时俱进且在本领域知名的图书文献和研究信息情报中心；三是成为一个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们学术交往的中心；四是既产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稳定地出版和发行高质量的专业书刊。以此为立足点，反观我们的工作，会发现不少需要改进之处。

古老而年轻的学问

历史学不是新产生的学科，而是一门由来已久的学问。我国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渊源，可上溯至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根据各种档案材料，写了《匈奴传》《西南夷传》与《大宛传》等列传，首次将邻族邻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与中原的往来纳入中国历史的叙事，为历代正史的体裁奠定了基础。纵观两千余年来中外关系史的发展轨迹，隐隐可见如下大致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