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交流互动是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中国中外关系史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各种对外联系活动起源、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因此，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从远古开始，中国与外部世界就发生了联系、产生了关系。中外关系包罗万象，包括中国古代各个领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化、艺术等关系。对于这样一门综合性学科，当代研究者如何传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整合优势学科力量，进一步开展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又如何开拓新时代的探索？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内涵与外延，创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传承与困局中的学科建设

在中国古代史的行列里，中外关系史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以后，它才逐步成为专门学科。20世纪初，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意图瓜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西域和南海研究，即中外关系史研究。我们可以从认知和体系两个角度认识老一辈学者的成就。从认知角度而言，中国中外关系史逐步拥有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中西交通为研究边界，积累了专门知识，勾勒出学科的地理版图。从体系角度来看，老一辈学者开创并奠定了基本格局，形成了自洽于研究对象的陈述方式，发展出一套与学科特殊需求相呼应的融通中外知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1981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这一时期的研究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特别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来，以中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为专题，召开学术会议（包括国际会议）50多次，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30多辑、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中外关系史通讯27辑。学会集结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批学者，他们中不仅有来自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者，也有来自其他专门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海外汉学、中国学、外交学、文化学、哲学等的研究者。这些学者大大拓宽、拓深了研究领域，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

作为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以专题史为内核，在老一辈学者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专题研究进入了繁盛发展时期，产生了大批关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走在国际前列。但是，作为专门史的中外关系史学科面临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创新问题，走到了应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阶段。此时，我们需要回答应该如何继续前行这一问题。了解中外关系史的特性与当前存在的困局，是进行学科反思的前提。

首先，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分类为专门史，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研究的是某一特定问题、现象、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因此，专门史也可以称为专业史，即对一门专门学科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此观之，中外关系史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专业史。因此，其所涉及的内容较之其他专门史学科更为庞大和广阔，涵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的专门史，不仅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研究的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学专业设置上却鲜见中外关系史专业，使得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成为“冷门”“绝学”，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

其次，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学科的学者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体。中国史和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两大学科，各有自身的学科规划。因此，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领域都存在边缘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流是断代史，重点研究内容是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内事务，尽管也涉及中外关系，但不是重点研究对象。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史本身的史料已汗牛充栋，而中外关系的研究对研究者的外文水平要求很高，中国史专业研究者往往难以兼顾。这些情况直接影响到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队伍的发展与稳定性。世界史研究的主体是外国史，基本不包括中国史，中外关系史更不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国别史研究中，学者研究的是外国国别史、区域外国史，基本上不包含中外关系的内容。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zonghexinwen/2020/1019/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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